少林寺的历史名人 少林寺历史上都有哪些名人

周隋间少林寺有菩萨僧(带发修行)一百廿人，著名的有慧远(532～592)、洪遵(530～680)、灵斡(535～612)等。慧远曾从僧稠学禅，隋时出任洛州沙门都维那，开皇七年(587年)奉敕入长安。洪遵约于551年入少林寺，从道云攻律学。道云著有《四分律疏》九卷，洪遵扣其关户。后北上邺都，依止道晖。大象二年再入少林，亦于开皇七年奉敕入长安大兴善寺。十一年中(591年)共印度僧译经;十六年(596年)敕立为“讲律众主”。他的弟子，开启了唐代律学的相部宗(法砺)及东塔宗(怀素)。隋文帝开皇年中(581～600年)，下诏将柏谷屯一百顷田地赐给少林寺。大业末年，天下大乱。山贼曾攻入少林寺，遭到僧众的抵抗，便纵火焚烧了塔院。奇怪的是埋葬跋陀的“灵塔”(木制)却不起火，得以保存下来。武德二年(619年)，王世充在洛称帝，号“郑国”，派其侄王仁则扼守柏谷屯，改为州。武德四年四月廿七日(621年5月23日)，少林寺上座善护、寺主志操、都维那惠、寺僧昙宗、普惠、明嵩、灵宪、普胜、智守、道广、智兴、僧满、僧丰等十三位僧人，在城内州司马赵孝宰等配合下，里应外合，夺取了州城，擒拿了王仁则，归顺了秦王李世民。秦王派王君廓占领了这个军事要塞州城。三天后，李世民派李安远持秦王教书，往少林寺宣慰。这就是传说的“少林寺十三棍僧救唐王”故事的来源。后来，秦王下令将柏谷屯田地四十顷、水碾一具，赐给少林寺。

武德五年(622年)，因少林寺原属“伪郑”之地，被下令废，这是少林寺第二次被废。但是，少林寺僧因有“翻城之功”，不伏减省，上表申诉。至武德七年七月(624年)才获敕“依旧置立“。八年二月(625年)土地登记时，又错误地注明为“口分田”，直到贞观六年(632年)，才改正为“赐田”。又依《均田令》，每位和尚还可以分得“口分田”30亩，赐田和口分田，是少林寺的财政来源。经过“贞观之治”，少林寺走向繁荣。这时的少林寺依地势高卑分为上方

(西台)、下方，共有十二院。上方风景最佳，分布着翻经堂、舍利塔、跋陀灵塔、普光佛堂等建筑。

唐初，少林寺以律学著称，有明遵、慈云、元素、智勤律师，虚求一义，洞真谛之源。明遵是相部宗法砺之弟子。著名的三藏法师玄奘(600～664)，家乡在少林寺西北约12公里偃师县府店滑城村。他于贞观十九年二月六日(645年)，显庆二年九月廿日(657年)两次上表，请求入少林寺译经、修禅观，并以此送终，均不获允准。

唐高宗、武则天对少林寺深表关注。咸亨三年十月三日(672年)，唐高宗御书《般若碑》碑额，王知敬书写了碑文;武则天为其亡毋杨氏(?～670)作功德于少林寺，又为高宗升遐(684年)作功德于少林寺。禅宗五祖弘忍的十一位大弟子中，就有慧安(俗称老安，582～709)、法如(638～689)驻锡过少林寺。法如奉侍弘忍十六年，弘忍去世后才离开黄梅。他于永淳二年(683年)来到少林寺，“守本全朴，弃世浮荣”，默默修禅。至垂拱二年(686)，他才在少林寺开演禅法，“光复正化”，“再振玄纲”。他主张“一行三昧”，以一印之法，密印于众意。《唐中岳沙门释法如禅师行状》立于689年，是关于禅宗史最早的碑刻史料。该碑提出了禅宗第一个传承表：“天竺相承，本无文字。入此门者，唯意相传。……南天竺三藏菩提达摩绍隆此宗……入魏传可，可传粲，粲传信，信传忍，忍传如。当传之不可言者，非曰其人，孰能传哉!”这应是最早的“六祖”说，即五祖弘忍传法于法如。此碑立于少林寺东，此时神秀、老安、惠能等大师都健在，未见其提出异议，可知这一传承表较符史实。法如弟子中较著名者有李元圭(644～716)及新罗僧惠超。裴撰《皇唐嵩岳少林寺碑》，撰于开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728年)，文云：“复有大师讳法如，为定门之首，传灯妙理。弟子惠超，妙思奇拔，远契玄纵，文翰焕然，宗途易晓。”惠超后西行求法，撰有《往五天竺国传》，今只存残本，发现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

武周长安四年四月七日(704)，三藏法师义净(635～713)在少林寺设立“戒坛”，依《根本说一切有部律》为“标相”而设。中国律仪，一向依昙无德部《四分律》为准。义净则移植了有部律仪。少林寺“三纲”即寺主义奖、上座智宝、都维那大举、法济等禅师及都城洛阳的大德高僧们都参加了结坛仪式。这可能是一个“琉璃戒坛”。

唐中宗景龙年间(707～710)，敕少林寺置十大德僧，从寺内僧中选任。唐玄宗开元十一年十一月(723年)，敕命一行禅师将“太宗教书”一本及玄宗御书七字交少林寺寺主慧觉领龋后刻于裴所撰碑上：“太宗文皇帝御书”七字碑额系玄宗御书;“世民”二字，系太宗在武德四年所书。玄宗以来，少林寺著名的禅僧有元圭的弟子灵远(?～729)，普寂的弟子同光(700～770)，昙真(703～763)、法玩(715～790)以及同光的弟子真坚

(728～784)等人。据载，同光“演大法义，开大法门，二十余年，振动中外。”真坚则“探讨毗尼，制造仪钞”，“远近流行，乃至新罗异域”。

贞元十三年(797年)，长安大兴善寺僧性宽(745～817)“感非人于少林寺”。“非人”即“人非人”，指紧那罗，似人而有一角。自此，少林寺以“紧那罗”为护伽兰神。元和五年(810年)，新罗国全州人慧昭(774～850)受戒于少林寺琉璃坛并习禅多年，830年返国，在康州智异山建玉泉寺，卒后谥为“真鉴国师”。

唐武宗会昌二年至五年(842～845)，毁佛之举逐渐升温，达到高潮。时少林寺情况不明，估计也一度被废。唐宣宗大中四年八月十五日(850年)，诏河南尹于熊耳山重建菩提达摩的“圆觉塔”，请洛阳龙门山天竺寺审元上人主持。

大中十三年(859年)，彦晖(840～911)于少林寺受大戒，承习毗尼，研味经论。可知在九世纪时少林寺仍是律禅双修，宗法于神秀的北宗禅。

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法华行钧(848～925)被请为少林寺主持。他是一位天台宗大师，早年依止于会善寺法素禅师，攻研《法华经》。他任主持的这年冬天，黄巢义军入汝州、占洛阳，取长安，称皇帝，国号“大齐”。但少林的寺院生活，晏然如故，行钧还主持了修葺大殿、塑造佛像的活动。若干年后(时间不详)，少林寺第四次遭到毁废。值再开佛法，行钧率弟子“复立殿堂，兼塑佛事。”他临坛度人，领众讽经，直至去世。

北宋初百年间，少林历史无资料可寻。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帝乃启用范仲淹、富弼主持“新政”。庆历新政不足一年而失败。留心空宗者始于汴京(今开封市)

设立禅院。富弼则请云门宗攸禅师于少林寺及偃师府店之招提寺开演禅宗(约1060年以前)。将曹洞宗风带入嵩洛的是义青的两大弟子道楷

(1043～1118)和报恩(1058～1111)。道楷的弟子中，有清江作过少林寺住持。报恩禅师大约在1093年前在少林寺宏扬曹洞宗风，终使少林寺“革律为禅”。清江的名字见于楼异《卅六峰赋》石碑，署曰：“住持少林禅寺传法沙门清江”(1101年)，又见于西京永安县公据碑，署曰：“十方少林禅寺住持清江”(1105年)。据此可脂至迟在1101年，“少林寺”已改称为“少林禅寺”，则知此时少林确已“革律为禅”了。

元符三年(1100年)，诏治泰陵(宋哲宗陵)。登封令楼异请因余力修建菩提达摩的“面壁兰若”，这就是今少林寺西北一公里的“初祖庵”，大约完工于

1122年。蔡京还书写了“面壁之塔”四字。蔡京被称为“六贼之首”，乃一代奸臣。初祖庵归少林寺管理，这也是后代称菩提达摩为“少林高僧的”原因。初祖庵附近有“达摩洞”，传为达摩头陀坐禅之所。

北宋灭亡以后，嵩洛一带战事未息，所谓“四方冗穰，在处联兵;戎马生郊，戈铤满地。”约天眷三年(1140年)，“无迹庵主、善应道人”法和

(1079～1157)为少林寺住持，他是道楷的大弟子、焦山长老普证法成(1071～1128)的弟子，是一位“曹洞之机立契，芙蓉之旨顿彰”的大师。他的弟子祖端(1115～1167)也作过十五年的少林寺住持(1145～1160)。今存石刻《妙色那罗延执金刚神像》，就是祖端上石制作的。以激励寺僧念咒练气。自金大定元年(1161年)，先后有临济宗的法海(1132～1178)、悟鉴、普照、兴崇(1166～1208)、教亨

(1150～1219)及宏相(1161～1224)为少林寺住持。

郑州普照寺有位临济宗大师“宝公”，法海、悟鉴、教亨都是他的弟子。宏相又是教亨的弟子。这位“宝公”又常常被人混同为曹洞宗的希弁弟子法宝(1114～1173)。教亨是一代高僧，历主大刹。曾受丞相夹谷清臣之请任中都(今北京市)潭柘寺、庆寿寺住持。晚年至少林寺，主张三教合一。从法海到宏相，临济宗在少林寺传法五十余年。此时禅法，似已南传福建。

自金宣宗贞佑(1213年)以来，蒙古铁骑屡屡南下，河淮悉为战区。金宣宗匆匆迁都汴京(1214年)，中都沦陷(1215年)。金国又升洛阳为“中京府”(1217年)，派移剌粘合在少室山修筑工事，囤积兵戈粮草以备战。当此之时，中都文人学士纷纷南渡，不少人侨居嵩洛。

金末蒙初有曹洞宗大师万松行秀(1166～1264)，不但主张“冶五宗为一炉”，而且“儒释兼备”。他对政治，曲识机缘。他任中都西郊仰山栖隐寺住持时，曾献诗于金章宗;在蒙古占领中都后，他又率僧道北上，朝见窝阔台大汗于行宫。他的僧俗弟子众多。弟子东林志垄木庵性英等相继作了少林寺住持。

志隆在少林寺，建了一所便民免费的“药局”，取世所必用、疗疾之功博者百余方以为药，使病者自择焉。他还派懂中医的二僧主持药局事务。时在1220年，慈善事业，自此为始。志隆还重修了达摩“面壁庵”和“雪庭西舍”。他请万松行秀的俗弟子、屏山居士李纯甫(1185～1231)写了《重修面壁庵记》及《新修雪庭西舍记》这两篇绝妙的文章。李纯甫主张：“卷波澜于圣学之域，撤藩篱于大方之家”，会儒佛道三圣人理性蕴奥之妙椰而指归于佛祖。他提出，“使圣人之道，不坠于寂灭，不死于虚无，不缚于形器，相为表里。”他大声疾呼：“世法拘人虱处禅，忽惊龙跳九天门”，必须“种种谬说而求”大解脱。

李纯甫是一位有着“一条生铁脊，两片点钢唇”，“啸歌袒裼，出礼法之外”，“宁为时所弃，不为时所囚”的叛逆型人物。腐朽的时风令他深恶痛绝。李纯甫的主张，被元好问概括为“孔门禅”三字。这是少林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思想变革，雷渊甚至主张立李纯甫为“亚圣”。但反对他的人却讽剌他“毕竟诸儒板不去，可怜绕舌费精神!”保守势力，弥天盖地，“孔门禅”昙花一现。木庵性英大约在1225～1233年间作少林寺住持。他是一位“诗僧”，与辛愿、元好问等人为诗友。人们称颂他“书如东晋名流，诗有晚唐风骨。”在战乱的颠沛流离中，这批士大夫们感慨“世事都销酒半醺，已将度外置纷纾乍贤乍谁为我?同病同忧只有君!”这也是金代将亡的一首挽歌。

在蒙古勃兴的时代，早有两个僧团取得了蒙古大汗们的信任，这就是以临济宗海云印简(1203～1257)、刘秉忠(法名子聪，1216～1274)为代表的僧团和以曹洞宗万松行秀、耶律楚材(湛然居士，1190～1244)为代表的僧团。蒙元初年，万松行秀的三位大弟子先后作了少林寺住持。他们是乳峰德仁

(1197～1266)、雪庭福裕(1203～1275)和复庵圆照(1206～1283)。从而奠定了少林寺“中兴”的基础德仁，面目严冷，不矜名誉，不贪货赂，不趋炎附势，不以“正法眼藏”妄为传授。福裕则是一位“曲识机缘”的高僧。乙已岁(1245年)，他受忽必烈大王令旨，在少林寺作“资戒大会”，大约度僧徒约三百人。

戍申岁(1248年)，定宗贵由下诏，令福裕为哈剌和林的太平兴国寺住持。癸丑岁(1253年)，被宪宗蒙哥召诣帐殿，奏对称旨，授“都僧省”之符，作了

“诸路释教都总统”。乙卯岁(1255年)，任燕京十方延庆禅寺住持。戊午岁(1258年)，他发动并参加了佛道大辩论，佛教徒击败了全真道。庚申岁

(1260年)，世祖忽必烈赐给他“光宗正法禅师”之号，主持燕京大万寿寺，取得都南“闲田”二百余顷，开办了药室、浴宇、贾区，壮大了寺院经济。晚年归栖少林而逝。福裕在少林寺确立了宗法制度，他制定了七十字的传法序列：“福慧智子觉，了本圆可悟。周洪普广宗，道庆同玄祖。清净真如海，湛寂淳真素。德行永延恒，妙体常坚固。心朗照幽深，性明鉴崇祚。衷正善禧祥，谨悫原济度。雪庭为导师，引汝归铉路。”福裕在少林寺的弟子有五峰慧庆(?～1324)、中林智泰(?～1290)、藏云慧山(1243～1308)、普惠慧道(1237～1299)、慧炬(1221～1288)、足庵慧肃(?～1292)、在庵慧正(1227～1289)、通辩慧定(1214～1287)、灵隐文泰(?～1289)等等。他们有人作过住持，有的则作了东西两序的八大执事。

福裕众弟子中，对少林寺贡献最大的是少林寺提举慧山。他为少林寺筹建“水陆大会”二次;远赴杭州，求大藏经一部;创建转轮阁;两次诣阙下(1294、1308年)，获准“护持”下院二十三所(另外，河北蓟县盘山有法兴寺，由福裕弟子巢云云威(?～1348)任住持，至正初年奉旨改为“北少林寺”)。这些下院有：熊耳山空相寺;龙门山宝应寺;河南府天庆寺，白龙潭玉泉寺;登封县龙潭寺、善护寺、永泰寺;虢州(灵宝县)普福寺;陕县水北安国寺;钧州(禹县)庵头普照寺、开元寺、三峰寺;南阳府维摩禅寺;南阳县花山潭药王寺、观音院;卢氏县博相谷上生寺;信阳州妙相寺;罗山县寡妇寺;永宁(洛宁)白马寺;偃师县缑氏永庆寺、府店净名寺;登封县后河庄严寺、龙兴寺。这23所下院的名字亦见于1336年所铸的大铁钟上，可证这种格局大概维持到元末。

元代少林寺僧众达二千人之多，在历史上是空前的。众多的少林弟子出任各地的僧官。如“襄阳府路都僧录”、“大名府路都僧录”慧庆、“河南西路十州提领”慧肃、“陕府僧判”智资等等。古岩普就(1247～1323)是慧肃的弟子，1313～1317年为少林寺住持。他是一位“融通五位，透彻十玄，三坐道场，两受恩宣”的高僧。他在少林寺奉行《百丈清规》(即宋版《禅苑清规》)，规范丛林制度。他还置庄一所，开田二顷，创建仓库五十余间。息庵义让

(1284～1340)任少林寺住持的时期(1336～1340)，日本国僧人古源邵元(1295～1364)担任了少林寺的“书记”及“首座”，并久居二祖庵。邵袁号古源，又号如幻道人，物外子，日本福井县人。1327年入袁自泉州登岸，北上福清雪岩山，淅江天台山、天目山、过赵州石桥，登山西五台山，南下嵩山，北上大都、再南下荆州，1347年归日本，住京都及兵库县寺院。邵元为息庵义让和菊庵法照(1257～1323)撰写了碑文。日僧嫩桂佑荣亦入元参诸山禅老，驻锡过少林寺。回国后在越前建少林寺。淳拙文才(1273～1352)曾两度担任少林寺住持(1324～1329及

1345～1352)，扩充田产二十顷。他还曾为白马寺撰写了《洛京白马寺祖庭记》(1333年立)。今人有将仲华文才(1241～1302)混为淳拙文才者。淳拙文才还撰写了《初祖菩提达摩大师来往实迹之记》(1347年立)。该文多据传说，不少臆断。如广州剌史迎接、会见梁武帝、慧可为求法自已断臂，孝明帝三次召见而不赴，传袈裟于慧可，菩提流支五次投毒害达摩等项内容，并无历史根据。

元代末年的少林寺住持是嵩溪子定(1314～1386)。他在元末(1360～1362)和明初(1368～1369)两次担任少林寺住持。这时，“红巾军”四起，天下大乱，寺僧食寒交迫。少林寺僧大部逃难而走，“会食者尚二十余钵”，只剩老弱残者二十多人。子定在此危难之际率众农作，以身先之。日则耕耘，夜则参道。于是，淄素归依者夥。

明洪武初年(1368)，子定复主少林。一年后，僧众渐渐回寺，已达五百多人。他后来退居空相寺及永宁白马寺，日讲《莲经》不缀，顿悟“法华三昧”。接替子定任少林住持的是松庭子严(1321～1391)。他主持少林寺十三年(1369～1382)，后被朝庭任命为河南府僧纲司“都纲”(从九品)，受到周王朱的敬重。凝然了改(1335～1421)主持少林寺时(1390～1392)，周王朱、蜀王朱椿、伊王朱皆曾“登山供养，厚赠珍贝。”仁山毅公

(1340～1405)，出家于邓州香岩长寿禅寺。出世后在山西平阳、太原、介休、交城，历主大刹。阐毗尼(律宗)，度比丘，威望很高。洪武十六年

(1383)，奉晋王朱令旨，住持太原崇善寺十年之久。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奉周王朱令旨，住持少林寺十三年(1393～1405)。永乐三年五月(1405)入京(今北京)奉扬法会，是年九月廿二日圆寂。仁山毅公是元初以来第一位非福裕系统的住持。他在少林，尤重戒律，“设水陆无遮大会;礼请十师，建立资戒圣坛。启建法堂、修营祖殿、丈室。”颇有建树。

俱空契斌(1382～1452)住持少林时间虽不久(1449～1452)，但他却是明初百年以来较有学问的一位高僧。他内穷《肇论》，外究《论语》、《孟子》、《周易》。景泰春(1450年)，少林寺建“大毗卢佛水陆堂”，请甘州(今甘肃张掖)喇嘛道源塑毗卢佛一堂，此为与藏传佛教交流之始。

明宪宗成化至武宗正德的五十多年间，有无方可从(1420～1483)、拙庵性成(1440～1501)、归源可顺(1444～1499)、古梅祖庭

(1461～1510)、月舟文载(1454～1522)等先后住持少林寺。这期间，宫庭太监出镇河南者，亦多关注少林寺。这时期较著名的古梅祖庭，曾两次住持少林寺(1497、1501～1505)，很受徽王朱见沛的敬仰。他在退职时，颂了一首有名的偈语，以警世人：“休休休处更休休，万事从今一笔勾。誓与青山为故识，愿同绿水作良俦。人间好事如春露，世上浮名若水沤。一任海枯松石烂，此心终不混常流!”明代嘉靖以来，朝政腐败，社会危机四伏。文武百官，浑噩混冥，侈谈空言。世宗崇道，理学盛行。嘉靖朝四十五年，少林寺住持有静庵悟榻(1504～1552)、宗琳玉堂(约1481～1538)、竺东悟万及小山宗书(1500～1567)。嘉靖乙卯(1555年)，徽王府朱载(?～1556)建筑了少林寺门外的石牌坊。此人以奉道取媚于帝，后因罪自缢身亡。戊午至乙丑(1558～1565)，小山宗书任少林寺住持，得到了太监张、贾廷贵、杨伟的资助，得到了河南太守吴山的支持。小山既曹洞，兼开示净土法门。小山弟子众多，且传法于广东、福建、云南。无穷周义(1499～1578)曾在云南鸡足山创建放光寺。

嘉靖末年，少林寺出了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匾囤和尚(?～1563)。匾囤法名悟空。年逾二十，投少林寺梵僧哈麻为师。哈麻即哈立麻(Karma)，乃明封

“大宝法王”得银协巴(1383～1415)之号。来少林寺者，依年代推测，应是噶玛噶举派黑帽系八世活佛弥觉多吉(1507～1554)。悟空曾结茅于四川峨眉山顶，宣扬《大阿弥陀经》。匾囤还曾入云南鸡足山修持并传紧那罗神咒。匾囤灵塔在塔林中，上刻“”乾没哪塔匾囤和堂灵塔”(1565年立)。“乾没哪塔”即Karma-matha，是藏传佛教高僧的荣誉称号。

少林寺中有石刻《混元三教九流图》(1565年立)，乃是“酒仙狂客”、“三教九流中人”所作。此人就是郑恭王世子朱载(1536～1611)。他因父亲无罪下狱不满，独居王宫外土屋中十九年，钻研数学、乐律、书法。著有《乐律全书》47卷、《律吕精义》内外篇各10卷，首创十二平均律。父亲死后，不承王位，乃一代高士。他与小山宗书友善，并为之写碑文。朱载主张“三教一体，九流一源。百家一理，万法一门。”这是对理学和正统儒学的挑战。

自万历至崇祯七十年间，少林寺住持中以幻休常润(?～1585)、无言正道(1547～1609)、寒灰慧喜(1564～1639)和彼岸海宽(1596～1682)最著名。幻休常润先后往伏牛山、淅西径山、安徽九华山、京师、五台山等处参访，学习天台宗、法相宗及华严宗，研究《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和《起信论》。最后参叩小山和尚，四载遂蒙印可。他得到陆树声的推崇，成为少林寺住持(1574～1579)。无言正道因目击奸相严嵩、严世潘父子以贿败，宫讲郭希颜以谏诛，给事朱某以焚死，嗟叹社会黑暗，灰心冠冕。他参常润，呈偈云：“云缵绝顶，月锁幽岩。石人抚掌，木女舒颜。”蒙师印可，并授记曰：“无言的旨不离言，玄唱玄提妙绝传。今日单传亲印授，他年双桂利人天。”缙绅之士如刘东星、顾养谦、邹德涵等多与正道交友，听其清论。正道游学京师、五台、普陀等地。他在五台山(1582年)，恰遇憨山大师德清

(1546～1623)、妙峰大师福登(1540～1612)为神宗生母李太后造大塔(今五台山塔院寺大白塔)，正道便剌血书《普贤行品》纳入塔顶。他将赴少林为住持时，京师缙绅陆树声、焦NFDB6等为之送别。无言正道虽住持少林寺达十七年之久(1592～1609)，但他原属临济宗，故在少林寺南院，另立“圆通行超明”五字辈，自“玄”字辈起，才并入福裕七十字派。这就是少林寺“明传曹洞，暗传临济”的来历。自崇祯十至十三年(1637～1640)，登封县蝗旱相继，百姓死亡大半。县民李际迂揭竿起义，据少室山“御寨”，响应者达四、五万人。十四年腊月(1641年)李自成义军攻克登封城，二军相会，声势大振。在明政权风雨飘摇之时，少林寺更是灯昏法暗了。

明代的少林寺武僧，声震四方。少林僧众早在隋末就有抗击入侵山贼的历史。武德四年，又翻辕州城立下战功。唐玄宗时，“以北方禀气刚毅，列刹多习骑射。诏沙门辩才为临坛教授，用加训导。”可见习武之风并非少林寺所独有。僧人参军，历代多有。武德七年(624年)即有僧法雅率长安骁悍僧千人充为军伍。北宋末年，有僧赵宗印，率“尊胜队”、“净胜队”两支僧兵在潼关抗金。五台山僧正真宝率众抗金而壮烈牺牲。

少林寺有僧兵，最早见于正德年间。时有三奇周友(?～1547)被朝庭征调，镇守山、陕、统征云南，三次立下“奇功”，敕名“天下对手，教会武僧。”他有僧俗习武弟子千余人。洪仲、洪良、洪注洪佑、普清、广记、广顺等人，皆从而习武。其中洪赚“棍法神异，寺众推崇”，著有《梦缘堂枪法》。俗人程冲斗于万历间入寺习武，先后从师洪纪、洪注宗想、宗岱，并嗣法广按，得宗猷法名，著有《少林棍法阐宗》三卷，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出版。少林寺《登封县帖》

(1581年立)云：上司调遣寺僧随征刘贼、王堂、师尚诏、倭寇等，阵亡数僧，屡有征调死功。“刘贼”当指刘宠、刘宸等在霸州的起义

(1510～1512);王堂乃青州矿丁起事(1522);师尚诏乃柘城起义之盐徒(1553年)。征讨师尚诏的是竺方周参(1517～1574)。他

“自幼习武，精究六韬”，“习学演武，名播四海”。他亲率僧兵五十名，征讨师尚诏。

小山宗书作住持时，抗倭名将俞大猷(1503～1580)至少林(1561年)，观武僧献艺后评论说：“此寺以剑技名天下，乃传久而讹，真诀皆失矣!”于是，小山派宗擎、普从随他南下习武。宗擎于三年后返回少林寺，教百余僧人习武。传授了“真诀”。但清代以来，伪托滥造拳法、棍术者多矣!《明史》：“僧兵有少林、伏牛、五台。倭乱，少林僧应募者四十余人，战亦多胜。”少林僧兵的英勇抗倭，取得了崇高的声誉。所谓少林僧兵“朱发靛面，倭人望而败走”，可能是少林僧兵手持长棍，头戴面具以模仿“紧那罗神”的缘故。自唐贞元中，少林寺即奉“紧那罗”为伽兰神。万历、天启年间去世的武僧有大才普便

(1542～1624)、守余宗卿(?～1624)、本乐宗武(1578～1618)、万庵同顺(1535～1618)等等。少林武僧故事，被明万历以来写入各种文艺作品中，吸引了广大读者。但僧人开“杀”戒，毕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足宏扬。而僧人习武健身，严守戒律，广传佛法，亦是善举。清代禁汉人习武(1727年)。道光八年(1828年)三月，满官麟庆(1791～1846)入少林欲观武僧校艺，主僧初则讳莫如深，经劝告方选健僧校于殿前。明末以来，“三灾并起”，少林遭到空前破坏。直到康熙前期，少林寺仍是一派衰败景象。初祖庵在明末只剩三两僧人供奉香火，而“鼎革之后，荆莽蔽天，藤萝塞户，无人居者数年”;白衣大士殿“频经劫火，已倾剞于荆棘灌莽者久矣。”康熙十八年(1679年)顾炎武(1613～1682)在《少林寺》一诗中写道：

“今者何寂寥，阒哉成芜秽。坏壁出游蜂，空庭荒雉。答言新令严，括田任污吏，增科及寺庄，不问前朝赐。山僧缺餐粥，住守无一二。”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河南官员张思明在少林寺看到的状况是：“久经劫火，法堂草长，宗徒雨散矣。偶步千佛殿西，见榛莽荒秽中，散瓦数船风雨不蔽。”当此危难之际，只有彼岸海宽“存法轮于劫火”、“系一线以中天”。他于崇祯十二年七月(1639年)领礼部子，为少林寺住持，肩持祖道，患难备尝。清顺至三年三月(1646

年)，礼部虽给令其住持，但他以“足疾”为由，回寺静观时变，埋头整理、编撰《五家宗派世谱定祖图》。到顺至十三年夏(1656年)入京，刊梓其作。顺至十四年二月(1657年)才接受任命，为少林寺清代首任住持。次年四月八日升堂，叹云：“一堂风冷淡千古!”他大约在康熙初年退职。

彼岸海宽积极参加了清初的僧诤，他说：近代有人党护门风，不遵皇藏，颠倒伦常。费隐通容在《五灯严统》(1653年刊)中，“将我少林洞上一十八代真参实悟之祖师尽行削去，一笔抹杀，意欲吞并五宗，独霸独王……此乃欺君灭祖，不忠不孝……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康熙初年，接替海宽住持的是纯白永玉。永玉是海宽的弟子，但不知何故，他于康熙三年秋(1664年)却北上涿州，并应请作了房山县石经山香树庵住持(1665年)。康熙十一年(1672年)的碑记称他为“祖庭大少林寺传曹洞正宗第二十九代兼传贤首宗第二十八代香树庵住持”。值得重视的是，从顺至八年至十一年(1615～1654)，由寺僧祖文、清连、净稳主办了“天地冥阳水陆赈孤荐祖大法会”。登封县、偃师县和巩县三县各保人氏都参加了这为期三年的大法会。在战乱、民族矛盾和天灾之后，孤苦无望的民众通过法会得以“荐祖”，获得“赈济”，应是深得民心之善举，影响深远。

自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皇帝颁赐御书“少林寺”(原挂于天王殿，后移至山门)、“宝树芳莲”(原挂于大雄宝殿，后被火焚)二方匾额后，少林寺渐渐得以恢复。其中最重要的是雍正十三年(1735年)开始的一次大修缮、大改建，耗银达九千两之多。这次工程是由河东总督兼河南巡抚王士性(?～1756)主办，由雍正皇帝批准的。雍正皇帝在十三年闰四月十三日的指示中指出：“朕览图内，门头二十五房距寺较远，零星散处，俱不在寺内。向来直省房头僧人，类多不守清规，妄行生事，为释门败种。今少林寺既行修建，成一丛林，即不应令此等房头散处寺外，难于稽查管束。应将所有房屋俱拆，造于寺墙之外左右两旁，作为寮房。……至工峻后，应令何人住持，候朕谕旨，从京中派人前往。”但这年八月帝崩于圆明园。从雍正皇帝的批示中可脂他对少林寺很不放心，要加强“稽查管束”。连令何人住持，也要他亲自“从京中派人前往”。推测其原因，恐怕与僧人习武及“反清复明”情绪，不无关系。此次大修，增设了山门，修葺了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及寮房，形成了今天少林寺的格局。王士性急于求成，下令就地取材，遂将南山上由无言正道率弟子们辛勤种下的数千株柏树“斩伐一空”。

乾隆十五年，乾隆皇帝奉太后、率皇后等祭祀中岳前，于九月卅日(1750年10月29日)驻驿少林寺。寺僧善修净府(1728～1817)等得以参见。乾隆皇帝御制诗四章并书匾额。他在《题面壁石》中，对达摩故事不以为然。指出“大地那非碧眼僧，九年面壁却何曾”，“片石无端留色相，千秋不必考明徵。”这与唐高宗、武则天对少林寺的虔诚，形成强烈对比。乾隆十九年(1754年)，朝庭下令，取消官给“度牒”，虽减少了朝庭对出家的控制，但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伪滥之事。道光以来，社会危机加剧，外患频繁。少林寺也是纲纪大坏。道光廿二年三月(1842年)的一则《告示》指出，房头僧人往往交结豪绅，留容土匪。或邀约酗酒，或聚众赌博，甚至朋比窝娼，构串结讼。当然，多数僧众还是恪守戒律的。咸丰五年六月(1588年)的《合寺僧俗公议规矩碑》指出：“近经兵荒，匪人蜂起。混迹道门，借游滋事……更有结队成群，谋为抢掠者，合寺均受其累。”清代少林寺有个自古未见的现象，即屡屡为地方长官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例如为邑令王又旦立《长生牌位》(1686年)、为分守道张思明立《张公祠堂碑》及《张公德政歌碑》(1696年)，为邑令黎公立《众僧世代感恩碑》

(1815年)、为邑令李公立《李老爷感戴碑》(1833年)、为邑令何公立《感德碑》等等。这反映了少林寺对地方官吏的依赖及自主权的减弱，亦是少林衰败之徵候。迨至清末民初，少林寺仅有僧人二百余人，土地2870余亩。

民国初年，地方不靖。云松恒林和尚(1865～1923)被举为登封县僧会司僧会、兼少林寺保卫团团总。他购置枪械以御匪，用菩萨心肠作金刚面目。九年

(1920年)，他与巨匪大小数十战，环寺数十村得以安居乐业，被誉为“少林活佛”。恒林的弟子妙兴(1891～1927)，继主寺政。此时军阀混战，政局复杂。1923年10月，吴佩孚(1873～1939)受命为直鲁予三省巡阅使。其“建国予军”旅长卢耀堂即收编妙兴为一团团长。妙兴作出了错误的选择。1925年2月，妙兴率僧袭击了陕西“镇嵩军”憨玉琨部。1927年春，冯玉祥占领西安，联合北伐军会攻河南。妙兴率团开往郑州抵抗，后于舞阳阵亡。1928年春，“建国军”樊钟秀夺得巩县、偃师，进围登封，以少林寺为司令部。冯部石友三攻入少林寺，于三月十五日纵火焚烧法堂。次日，旅长苏明启更令军士纵火焚烧天王殿、大雄宝殿、钟楼、鼓楼、六祖堂、龙王殿、紧那罗殿、阎王殿、库房、禅堂、方丈室等等。一批珍贵文物及藏经5480卷均化作灰烬，成为少林寺历史上空前惨烈的大劫难。

此后，不少僧徒流离失所。

1948年初，少林寺有地2800余亩。1949年“土地改革”后，少林寺有地30多亩，常住院僧众只有十四人。寺僧自耕自食，仅只维持山门而已。寺僧贞绪(1893～1955)、德根(1914～1968)、行正(1914～1987)、德禅(1907～1993)、素喜、仁安、素云等人，在逆境中坚信三宝，护持经像;或依一技之长，造福民众。1986年10月，行正荣任方丈，结束了康熙以来三百多年少林寺没有方丈(住持)的历史。行正圆寂后，由他的弟子永信接任“少林寺管理委员会”主任之职，主持全寺事物。1999年8月永信荣任住持，开始少林寺历史的新时代。